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海德堡大学:一个思辩之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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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页 > 封面故事 > 正文 哲学所能给予的自由 海德堡大学:一个思辩之地 2011-09-14 11:35 作者:苗炜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8期

高等教育究竟应是什么?大学究竟应为每一个有志青年提供一条什么样的知性路径?这是我们每年持续深入考察一所大学的肌理的真实目的。

049海德堡

1806年秋天,耶拿大学城,照常理说,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此时都应该为新学期做准备,但这一年,学校暂缓开学。拿破仑的军队已经逼近,在大学图书馆的阶梯上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,法国侦察兵来到城里,在学生酒吧停下来喝上几杯,偶尔也会和当地居民聊上两句,有很多居民都欣赏那个新的法国口号——自由,平等,博爱。战争迫在眉睫,有个年轻的哲学教员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他叫格奥尔格·威廉·弗里德里希·黑格尔,在耶拿战事打响前一天,他那本艰深的《精神现象学》初稿完成。在黑格尔看来,人本质上是精神的主要体现,精神通过我们进行活动,利用我们为它的目的服务。一本通俗的哲学教材这样解释:假如你是某个球队的球迷,为它疯狂加油,你会被一种精神感染,就好像某种东西牢牢抓住你,这里的“精神”并不是什么异己力量,而是你在赛场上与他人同样感受到的情感联系。把这种状态扩展到全人类,扩展到你作为人类一分子所感受到的那种精神,扩展到你对生活的热情,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“精神”的意思了。它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,又不是某种异于我们的东西,对黑格尔来说,这就是上帝。

我们的“世界大学封面报道”就是一次“精神之旅”。在2009年的剑桥大学、2010年的麻省理工学院之后,我们应该去哪里呢?各式各样的现代大学都可以追溯到三种原型:英国式大学,法国式大学和德国式大学。黑格尔在耶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能说明德国大学的某种特性:德国学者通常就是一名大学教师,德国的思想家和研究者不仅要著书立说,还是与学生面对面交流、授课的教师。费希特、谢林、黑格尔等等,主要是作为大学教师来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的,他们的很多著作是在去世后出版,一般由他们的讲义和笔记整理而成。康德也是大学教授,在他眼里,神学院、法学院、医学院都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,和对于信仰、法律及身体的控制。但哲学院不同,理性在本质上是自由的,因此哲学院独立于政府的意志,享有评判一切的自由。康德的思想类似“君子不器”,认为神学院、法学院、医学院的学生不过是政府的工具,这三个学院低于以理性为依归的哲学院。

弗里德里希·包尔生著有《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》一书,他这样说:“在德国人的一生中,那些在大学里的岁月总是非常重要的,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对于学者和研究者们自身而言,这样一种关系也是愉快而有益的,与年轻人密切接触,使他们延长了自己的青春岁月。听众的存在还使得教师总是专注于那些最本质和最普遍的东西。德国思想家的哲学化倾向,其实是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联系:在德国,人们创造知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口头传授,这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相同的。在德国,学习为全民所高度重视,科学的伟人曾经为我们的年轻一代面对面讲过课,而大学自身也期待在他们之后能够人才辈出。这些伟人们具有超凡的力量,其秘密在于他们能够聚拢和维持这个国家的前沿精神,而且,只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,也就能稳固他们在德国人民中业已赢得的崇高地位。”

德国大学的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是“Bummelstudenten”。这个词指那些不毕业的学生,德国高校会允许他们拖延多长时间呢?据说,目前最长的一位是基尔大学的医科生,他是54年前开始上大学的,学了108个学期。席勒在1789年谈到过两种治学态度,一种是为谋生而求学,一种是为学术而求学。席勒倡导后一种,他认为,那些掌握着科学这一高贵的武器却无高尚的追求的人是悲哀的。由此在德国的传统中,国家对大学权力的放任使得学术自由超出了一般理解的“自由”,使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产生一种特权意识,并以追求知识为荣,学术不是达到世俗目的的手段。尽管这些永远不毕业的学生是个例,更多人走出校门成为社会精英,但人们喜欢这样的故事,永远待在校园里读书好像是我们的一种白日梦。

050小路

哲学家小路,位于内卡河北岸山丘之上,被称为“欧洲最美丽的散步之所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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