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 悟 真 实 的 哲 学 人 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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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时间:2019-05-06

宋惠昌:有。党校的教学工作,对教师的要求是全面的,教师与学员之间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交流,还要进行感情交流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讲课,以及为干部班学员辅导,特别是和他们的交流,我感到自己能够比较快地与他们产生共同语言。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能够真正沟通,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,还需要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验。教学任务的完成,需要教师与学员之间理性知识和感性经验的结合,而后者则是前者所不能替代的。在这一点上,我认为自己得益于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越来越觉得,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,虽然是

原标题:思 悟 真 实 的 哲 学 人 生

1964年8月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本科。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曾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部(现研究生院)主任。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,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唯物主义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、意识形态理论、社会发展理论、管理哲学、政治哲学、文化哲学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先后荣获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,中央党校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,以及优秀教学奖、优秀科研成果奖等。现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博士生导师。

“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校教师,就必须把自己想传播的思想理论,用经过消化了的历史经验‘激活’。以鲜活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理论,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论,只有这样的理论,才值得传播。”

“社会科学研究,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取得真正的进展,一个重要出路,是必须切实把理论研究奠定在牢固的学术基础上。”

“学术的这种原创性本质,对学术研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,那就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,必须实事求是,从客观实际出发。”

采访者:宋老师,您好!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,成绩斐然。您是如何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?请您先和我们谈谈您的经历。

宋惠昌:我1937年12月4日出生于山东长岛。196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64年8月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,从事哲学研究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,下放鞍钢矿山劳动。1978年4月,我由国家冶金工业部办公厅调研室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,从事哲学教学工作。

1978年4月的中央党校,正在进行有历史意义的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大讨论。这个讨论,形成了新时期实事求是、解放思想的大环境。这是我在党校教学生涯的良好开端。

我很热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科研工作,虽然已经退休了,但实际上仍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着,直到现在还在给研究生讲专业课。1978年至2002年,除承担过研究生部的教学行政工作外,前半段时间主要给党政干部班讲课,后半段时间主要担负指导培养研究生的工作。2015年9月开始,又担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工作。

采访者:您的经历很丰富,这些人生经历对您的教学有帮助吗?

宋惠昌:有。党校的教学工作,对教师的要求是全面的,教师与学员之间不仅要有理论知识交流,还要进行感情交流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讲课,以及为干部班学员辅导,特别是和他们的交流,我感到自己能够比较快地与他们产生共同语言。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能够真正沟通,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,还需要具有大体上相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验。教学任务的完成,需要教师与学员之间理性知识和感性经验的结合,而后者则是前者所不能替代的。在这一点上,我认为自己得益于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越来越觉得,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,虽然是短短的20多年,却由于对许多事情的深刻感受与思考,我获得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却是平常半个世纪也无法相比的。

大学毕业后本来想马上投入研究工作,可10多年宝贵时间却在“运动”中消耗掉了,这自然可惜;但恰恰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,我获得了丰富的思想感受。这些丰富而生动的经验资料,经过历史的对比和反思,逐渐融化为我人生中难以磨灭的思想财富。这些思想财富,已成为教学过程中我与学员进行沟通的一座精神桥梁。

我记得,一次与某地一位县委书记学员交谈时,我们对“大跃进”运动中的“浮夸风”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“共产风”等问题产生了共识,认为新时期的工作,仍然应该借鉴这个历史教训。这样,我在给干部班讲课中谈到这些问题时,究竟怎么讲、讲到什么程度,确立什么样的针对性,心里就比较有底了。可见,讲现实中的问题,也应该有历史感。讲课的所谓“历史感”,就是把我们所研究和讲解的问题,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对待。我认为,在党校的干部班教学中,研究或者讲解问题,都应该以鲜活的历史事实为根据。如果在讲课中,能以切身感受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那是再好不过了;但就大多数人来说,历史经验不可能完全是亲历的。怎么办呢?那就是要努力学习历史。有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基础,才能使我们讲的和写的东西真正“活起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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