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:我在虚构中讲述现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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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发表时间:2019-05-06

  见到略萨的前一天晚上,莫言说他做了噩梦。梦中,他找略萨签名,略萨却甩手而去。阎连科说,得知他要见略萨,有15个美女给他打电话要向这位“最老的帅哥”致意,而他三年前就为这次会面准备好的西服最后还是没用上,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。两位女作家张抗抗和徐小斌则从家中翻出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定价1.65元的略萨小说。“我的书比她的旧,说明我看的次数比她多。”徐小斌说。毫无例外,她们也希望略萨能在书上签名。在略萨面前,中国这些知名作家们变成了深情表白的“粉丝”。  

  就是这样,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拉美文学爆炸四杰之一的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来了。从上海到北京,作品朗诵会、讲座、与中国作家座谈,这位75岁老人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,他大概不会再有15年前访华时逛长城般的闲情逸致了。6月17日,从上海飞到北京几乎一夜没睡的略萨,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的讲台,进行题为“一个作家的证词”的演讲。尽管疲惫,略萨的演讲还是超出了规定时间,“一讲到文学我就激动,说个不停”。他说。

  略萨于1936年出生于秘鲁南部城市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,至今,童年对于他来说仍是天堂般的记忆。那时,略萨的外公、外婆,舅舅,姨妈,表姐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,他还经常邀请同学到家里玩,表演西部电影中的场景。5岁时,略萨学会了阅读,凡尔纳、大仲马等人的作品为他开启了一个非常规的世界。他开始为一些故事更改结局,从这些探险故事中获得的激情,成为他写作的开端。

  那时,在秘鲁,文学并不被视为一种职业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更像是周末进行的一种业余爱好。尽管略萨也喜欢文学,但他还没想过要一辈子去从事,他想做和粮食有关的工作,也考虑过当律师。

  上世纪50年代,略萨进入秘鲁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法律与文学专业。当时,秘鲁处于军政府独裁时期,略萨入学前,学校曾发生过一次罢课,导致很多师生流亡。经常有一些警察在校园里装扮成学生的模样,打各种小报告。人们过着顺从的生活,同时,彼此间又充满了猜忌。

  多年后,略萨写出了《酒吧长谈》这部小说,讲述这段时期的记忆,这部小说是他花费时间最长、也是最看重的一部作品。

  与此同时,略萨开始受到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。大学期间,萨特的作品对略萨来说如同《圣经》一样存在,萨特的“文学应该有社会责任”、“文学是一种行动方式”等思想影响了他的早期创作。“文学是一个公民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工具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,几乎所有政府都希望能够完全控制个人的生活,他们希望通过建立审查制度来控制文学,他们认为文学对于他们的执政目标是危险的。他们是对的,因为文学给人们带来了不顺从和批判,特别是对于现存的这一切进行批判和不满。”略萨说。

  同样因为萨特,略萨曾一度认为,严肃文学不应该允许人们微笑,“萨特很聪明,但他任何一段文字都不会让你微笑。因为他,我相信这种蠢事。”

  直到有一天,略萨在秘鲁的热带地区旅行,他遇到了一个好故事。在秘鲁边界的兵营里,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,劳军女郎。“怎么说呢,避免说一些粗俗的语言,她们是为了帮助捍卫祖国的卫士度过无聊的时间。”略萨笑了。这些女郎频繁出入兵营,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愤怒,因为,她们居然从来不为村民提供服务。这个故事让略萨着迷,但他却无法用此前严肃的方式写出来,因为“大家都不会相信”,于是他开始运用幽默。这部小说就是《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》。

  “小说不仅是为了讲实话,也是为了讲假话。在小说里,不可能客观地把现实移植进去,我在虚构中讲述现实。”他曾把与长他10岁的第一任妻子、舅妈的妹妹胡利娅的婚姻经历,写进小说《胡利娅姨妈与作家》。然而,他在6月17日讲座现场,对一位小姑娘提出的如何看待爱情这个问题却如此回答:“最好是去体验它,而不是去描写它。”

 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,如何处理政治和文学的关系,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。在17日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,第一个发言的莫言说,略萨有政治情怀,但他没有让政治观点湮没作品的文学性,他让书中的每个人物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,但他自己不做评判,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。听到这里,戴着耳机的略萨点了点头,他在纸上不时记着,这也是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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